鄭媛元博士
溫哥華短宣中心國語事工主任 鄭媛元博士

我是在移民加拿大之後信主的,之前在中國竟從未聽見過福音。記得在讀研究生的時候,同門中一位韓國留學生,經常提起教會,但當時的感覺似乎那是他們的專利和特權,與我們是沒有任何關係的。信主之後發現身邊有很多弟兄姐妹在國內時已經信主,或者家中長輩就是基督徒,從小就跟著父母或祖父母去教會,這讓我好生羡慕,也因此對中國的教會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基督教是怎樣傳入中國的?若說基督教是『洋教』,泱泱之中國如何有那麼多人得以聽信福音,得享救恩?

耶穌說:『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馬太福音7:7)。神似乎格外垂憐,知道我的心思意念,竟打開一扇門,使我有機會去專門研究中國基督教的歷史,確切地說,是基督教傳入中國的歷史。徐展長卷,暢遊其中,讓高考時最不喜讀歷史的人,興趣盎然地穿越時空,追尋歷世歷代先賢們的腳蹤,看福音的火種如何在神州大地燎原。而在在遇見的,是掌管歷史的神!大唐貞觀昌盛,宰相房玄齡於西郊親迎經河西走廊跋涉而來的波斯傳教士阿羅本(Alopen),待如嘉賓,唐太宗更是『翻經書殿,問道禁闈,深知正直,特令傳授』,使景教『法流十道,寺滿百城』,大秦流行中國景教碑至今仍立于西安碑林。元軍鐵騎踏足之處,從亞洲的一端開闢了一條寬闊的道路遠至歐洲,軍隊過去之後,沿著這條大道,拉班掃瑪出使西方,蒙高維諾進入了大都,創立中國天主教第一個教區,教堂三座,信徒三萬,可見其盛況。明末海禁,耶穌會士沙勿略(Francis Xavier)在上川島臨終前,面對此生無法踏足的那塊陸地,發出『岩石啊,何時為我主裂開!』的呐喊時,遠在義大利有一嬰孩誕生,他的名字叫利瑪竇,成為了日後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開創者,“有明中國開教事,當以利瑪竇為第一人也”,並開“西學東漸”、“中學西傳”之先河。康乾盛世,為我獨尊,康熙大帝因『利瑪竇規矩』引發的禮儀之爭而禁教,雍乾嘉道之時代,為中國宣教史上最悲慘之時代,而兩次鴉片戰爭卻讓中國緊閉的國門為主打開,三千年未有的一大變局中,傳教士不僅把福音帶到中國的廣袤大地,也啟動和參與了晚清中國現代化的歷程,傳教士對晚清中國產生的衝擊和挑戰,使中國傳統社會和文化倫理觀念發生了自上而下的裂變……因為有了基督教宣教歷史的加入,歷史於我,不再枯燥乏味,中國的歷史也不再只是簡單的農民戰爭或王朝更替,中國大地風雲變幻,歷經磨難,但教會和福音卻生生不息,直到今日。

我個人博士期間的研究主要是聚焦近代西方傳教士,特別是新教入華及鴉片戰爭後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從中國史學的研究角度,十九世紀鴉片戰爭直至民國的中國近代歷史,充滿著動盪和變數;從基督教在中國傳播歷史的研究角度,這一時期是繼明末清初天主教之後的又一個發展高峰期。新教傳教士(Protestant Missionaries)在與中國社會的互動中,立志改變中國的教育,拯救中國的文化,希望進而改變中國人對基督福音的誤解。哈佛學者費正清曾坦言:在十九世紀的中西關係中,新教傳教士是被研究的最少而又最有意義的人物,然而“中國學者不情願研究外國特權時期教會之於中國的貢獻”。這似乎是上帝加在基督徒學者和信徒身上的責任,而如果不是用上帝的視角去看這段歷史及其中發生的事情,去思想『不平等條約』或『文化侵略』這類富爭議的話題,則必陷於戰爭、屈辱與挨打、侵略與反侵略 的所謂『主旋律』中,而不能看清這段歷史時期之於中國、於中國人民、於中國教會之重要。這段時期是特殊的,傳教士們懷抱著傳播福音拯救靈魂的神聖目的來到中國,卻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和社會變遷中,成為這段歷史的參與者和見證者,承擔起書寫中國近代歷史的引領者(leader)、闡釋者(interpreter)和記錄者(recorder)的三重角色,成為近代中國教育、文化、社會、醫療等各個領域改革的參與者和主要推動力量。可以說對傳教士的研究,事實上是對我們自己歷史的研究和反思。正如賴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在1928年的斷言:“未來的歷史學家將發現, 在華傳教是過去三個世紀中最重要的運動之一”。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以史可知人之所是。宣教先賢們不但是真理的宣告者,也是文明進步的先驅者,因著他們前赴後繼的努力,才有億萬同胞得著福音的救恩,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教會的光從未熄滅,山上之城矗立不倒。今天,中國的基督徒接棒的時候到了,而我們首要應當做的,就是要瞭解那段歷史,不能忘卻那段歷史。如何向中國我們自己的同胞傳福音,需要我們坐而學並起而行!弟兄姐妹們,主耶穌大使命言猶在耳,預備好我們自己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