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傳航

編者按:從《新疆基督教史——兼地區簡史》中﹐細心的讀者可以看到基督教由西向東﹐最終傳播到東亞的“足跡”﹐是對“中國基督教史”非常寶貴的補充。作者以嚴謹的史學論述方式附有大量詳細腳註﹐由於篇幅所限在此不得不予省略﹐需要作深度研究的讀者可去原文網址查核: 中國基督教理學協會(http://www.ccaa2009.com)。

(接續上期3、巴富羲醫生的故事)

4、茫茫戈壁灘,你何時才能涌出江河!

1933-1938這五年期間,是內地會(和瑞典聖宣會)在新疆宣教史劇終的階段。

[164] 1933年春天,維吾爾族和回族的穆斯林暴動聯軍圍城,長達六周的烏魯木齊保衛戰造成數千人死亡,以及大量的傷員,僅重傷員就數以百計。這座城市連一所正規的醫院都沒有。巴富羲很快就投入了傷員和被遺棄傷兵的救助任務。他是唯一能夠挑大樑的醫生,另外只有一位中國醫生和年邁的俄羅斯醫生作為助手。在三個多月的時間裡,有三座臨時戰地醫院建立起來,收納傷員400多人。其中一所醫院是巴富羲組建的,接受傷勢最重的125人。巴富羲夜以繼日,拼命工作,無休止地動手術治療槍傷和刀傷。沒有一位政府官員來過醫院,政府也不支付中國醫護人員的工資,導致他們罷工離開,迫使剩下的外國工作人員更加超負荷地工作。政府對戰地醫院幾乎沒有什麼援助。

[165] 此時,作為宣教站的總務長馬爾昌,擔子也相當沉重。他除了繁忙的醫療救助,還要操心宣教士們吃飯的事情,靠著個人的關係,只有他才能買到足夠的食品。此外,他還要為巴富羲醫生擔任翻譯。在爭分奪秒的工作中,由於疲勞造成身體免疫力下降,馬爾昌從傷員那裡染上了(斑疹)傷寒。當航特先生得知自己的老同事馬爾昌無法康復的時候,放聲大哭。與此同時,巴富羲也感染上了傷寒,但是他還在工作。1933年5月6日,一直堅持寫家信的他給家人寫了最後一封信,信中說:“近日我已毫無雄心壯志,甚至連給你們寫信的意識都消失了。最近三天,我再也無法奮斗,連寫信的力氣都快沒有了。”

5月8日,馬爾昌高燒臥床。三天後,巴富羲也病倒了。盡管年邁的航特和另外一位年輕宣教士,圍著兩張病床竭盡全力地悉心照料,用盡人間一切愛的方式,但是,馬爾昌先生還是於1933年5月24日離世。三天後,巴富羲先生也為這個地方的人民,在來華宣教僅僅16個月,到新疆不足7個月時,獻出了自己年輕而有才華的生命。兩人都被安葬在城東的一處山地上。

[166] 年僅29歲的巴富羲離世的消息傳回英國,人們感到震驚和悲哀,同時也深表惋惜。才華橫溢,前途無量,放棄優越的事業和生活,而作為宣教士,出師未捷,便命喪異國他鄉。內地會《億萬華民》的主編海恩波先生(Marshall Broomhall),對此引用《馬可福音》14:3-9中的內容作為比喻。在伯大尼,有一個女人打破一瓶極其貴重的香膏,澆在耶穌的頭上。當場就有幾個人不高興,說:“何用這樣枉費呢?”耶穌卻回答說:“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同樣,當人們禁不住這樣惋惜巴富羲為那些無名的異國傷病員們所獻出的寶貴生命,耶穌基督也會這樣回答:“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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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5 馬爾昌之墓 照片提供者:Philip Fischbacher巴富羲的侄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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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6 巴富羲之墓﹔照片提供者:Philip Fischbacher巴富羲的侄孫

這樣,兩位來自英格蘭和蘇格蘭的宣教士和紳士,完成了在這個世界上帝所賦予的使命,歸回天家。對於活著的宣教士們來說,糟糕的事情還沒有結束。根據本章前面的內容可知,當時新疆的盛世才政府因為錯誤估計國際形勢,選擇親蘇親共,開始排斥西方人,逼迫基督徒。1935年之後,邀請大批的蘇聯人進入新疆,參與政府和軍隊的工作。1933年11月—1937年9月,蘇聯紅軍應盛世才的邀請,三次出兵新疆,徹底平定了馬仲英的回族和尼牙孜的維族穆斯林暴動。1937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烏魯木齊設立八路軍辦事處。因為盛世才政府決定全面禁止宣教工作,被內地會派到烏魯木齊增援的來自美國的海沃德(Hayward)宣教士夫婦,在烏魯木齊沒有住多久就被迫離開了。[167]

[168] 航特先生很快就恢復了宣教旅程。這時候,新疆的經濟和政治形勢在迅速惡化:嚴重的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生活水平下降,宣教士們的信件被審查,住房被搜查,生活被監視,官員們對他們的態度惡劣,甚至限制他們的活動自由。1938年,政府下令所有宣教士離開新疆,年輕的宣教士們被迫走了。但是,航特堅決不走,他不認為政府有任何正當的理由可以趕他走。有一天,秘密警察破門而入,將航特逮捕關進牢房。兩名蘇聯內務部警察負責審訊他,指控他是間諜,用各種殘酷的手段,包括強燈光照射不許睡覺、飢餓,甚至注射藥物,等等。航特堅持回答說:“我不是間諜,我是耶穌基督的僕人,我只知道基督被釘十字架。”關押在同一間牢房的是羅馬天主教的一個神甫,也飽受折磨。關押十三個月後,由於蘇德戰爭爆發,國際形勢變化(蘇共紅軍節節敗退,盛世才決定放棄共產黨,投靠國民黨和英美),新疆政府將作為英國公民的航特釋放。但是,令航特痛心的是,他要求回宣教站家中收拾自己那些珍貴書籍,這一小小的要求也被拒絕。他直接被押送到飛機場,坐上飛往甘肅省府蘭州的飛機,離開了新疆。

[169] 蘇聯內務警察以殘酷的審訊方式而臭名昭著,他們所審訊的嫌疑人,常常會哀求承認自己犯了死罪。航特雖然堅持到底沒有認罪和屈服,但他的心理卻在折磨的過程中崩潰了。釋放出獄後,他在甘肅省的一些場合談到自己被監禁的時候,都要壓低聲音,並向四周看看,總覺得會有間諜在監視他。航特還告訴別人背誦《聖經》經文的好處,因為在監獄裡沒有《聖經》,只能靠記憶中上帝的話語來支持自己的心靈和頭腦。到了蘭州,他保持艱苦的生活方式,並到巴扎上傳福音,出售《聖經》等讀物,還參與當地宣教士們的禱告會和《聖經》學習。他始終惦記著在伊犁和塔城遇到的那些俄羅斯浸禮派教會信徒,並為他們準備了許多俄語聖歌集,希望將來回新疆時給他們帶去。[170]

[171] 後來,航特從蘭州移居到康州(張掖),受到那裡的漢族教會的熱情接待(即高醫生所建立的教會),生病的時候有他們照料。這裡離新疆更近一些,航特先生望眼欲穿,期待有一天能夠重返烏魯木齊那令他思念的家中。在人生最後的幾個月裡,他的那位忠實的佣人聞訊來到他身邊,盡心照顧他,給航特帶來極大的安慰。這位佣人是康州人,曾經護送三位內地會女杰到烏魯木齊。後來他也因航特受到牽連,在烏魯木齊被逮捕入獄幾年﹔釋放後他還到航特在烏魯木齊的家中看過。航特再也沒有回到新疆,1946年12月20日,他在張掖離世,時年84歲。至此內地會在新疆的宣教事業以悲劇而告終。

當馬爾昌(帕斯•馬瑟)先生得到上帝呼召,離開安徽省到達新疆與航特並肩工作後,他說:“真的是上帝把我從安徽抽調出來的!上帝只做奇妙的事情。”[172]

巴富羲剛去世,姐姐就收到他在2月5日寫的一封信。信中有一句話是這樣的:“《舊約•以賽亞書》43章中,關於上帝要做的新事,是一個永不失效的現實應許。這是多麼奇妙啊!” [173]

航特曾經這樣寫道:“黑暗的勢力在新疆彌漫,我們始終都意識到,這一可怕的力量,在集結抵擋我們。”[174]

1907年5月,航特參加完上海的宣教大會返回新疆,第二次跨越危險的戈壁灘,途中曾作詩一首——《茫茫戈壁灘》。最後兩句是這樣的:

“為了祂名的緣故忍受一些艱辛,牢記祂最後的命令進行突破﹔

去吧,遍傳福音,在這茫茫的戈壁灘上!”[175]

(For His name’s sake some hardship bear, to break His last command beware; Go preach the Gospel everywhere, e’en in the wild, wild Go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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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7 茫茫戈壁灘的冬天;出自Mildred Cable和Francesca French的George Hunter: Apostle of Turkest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