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傳航

編者按:從《新疆基督教史——兼地區簡史》中﹐細心的讀者可以看到基督教由西向東﹐最終傳播到東亞的“足跡”﹐是對“中國基督教史”非常寶貴的補充。作者以嚴謹的史學論述方式附有大量詳細腳註﹐由於篇幅所限在此不得不予省略﹐需要作深度研究的讀者可去原文網址查核: 中國基督教理學協會(http://www.ccaa2009.com)。
(接續上期3、巴富羲醫生的故事)

七、宣教進行曲第一樂章結束

1939年,從南疆撤到印度的瑞典宣教士們在工作的同時,表達了返回新疆工作的決心。他們認為,“宣教委員會應該專門留出幾年的時間,看是否有機會讓曾經在東突厥斯坦工作過的宣教士們返回去。”他們當中大部分人選擇在印度的邊境地區工作,就是為了將來能夠方便返回新疆。

[176] 此時,瑞典宣教士們仍然在印度繼續進行著一項重要的工作:喀什噶爾維吾爾語《聖經》的翻譯工作。在新疆的時候,在最初《聖經》維吾爾語版本翻譯的基礎上,瑞典宣教協會委任通曉希伯來語、希臘語、阿拉伯語和維吾爾語的兩位在喀什的瑞典宣教士,古斯陶•阿爾伯特(Gustav Ahlbert)和奧斯卡•赫曼森(Oskar Hermansson),共同承擔翻譯整本聖經的工作。1938年,在兩次大迫害的間隙,已經在莎車被判死刑的奧斯卡•赫曼森成功逃離,歷經風險,將整本《聖經•新約》譯本帶到印度。

前面提到過,最後三名瑞典宣教士是於1938年8月撤離進入印度的,其中就包括另外一名聖經譯者古斯陶•阿爾伯特。1943年,阿爾伯特去世。此後,在語言造詣相當深厚的維吾爾族基督徒那耳•路加博士(Nur Luke)的大力幫助下,赫曼森繼續翻譯聖經的工作。1946年,在赫曼森的監督下,聖經公會出版印刷了整本維吾爾語聖經(採用喀什噶爾書面語言,瑞典宣教士稱為東突厥語《聖經》)。鑒於無法回到新疆,瑞典宣教士們希望這些《聖經》,能夠通過漢族基督徒們在新疆境內發送。[177]

[178] 1943年,在印度滯留的瑞典宣教士們接到來自新疆的信,告訴他們新疆的旗幟已經由“紅五星”換回“白日”了,美國和英國已經在迪化設立領事館。上面我們提到,這時盛世才已經開始投靠南京中國政府,公開反蘇反共了。蘇聯人被趕走,中國共產黨人被處死或囚禁。信中還說,政府已經規定基督教的星期天為法定休息日,而不是伊斯蘭的星期五。看來,形勢一片大好。於是,有宣教士寫信給瑞典宣教總部,建議派遣宣教士重返新疆。

[179] 1946年夏天,奉瑞典宣教總部的差遣,瑞典宣教士莫恩(Moen)和羅本茨(Roberntz)前往新疆,考察重新回到新疆宣教的可能性,這次考察於1947年夏天結束。他們所帶回來的消息有好有壞。最壞的一條消息是,宣教士們重返南疆的希望渺茫﹔而最好的一條消息無疑是令人驚喜而感到意外的,那就是,漢族基督徒開始在烏魯木齊、哈密等地建立教會,並積極地從事宣教拓展活動。

[180] 1946年12月,在美國駐迪化(烏魯木齊)領事館的幫助下,莫恩和羅本茨獲得許可前往喀什噶爾考察。故地重游,感慨不已。他們看到的是,四處宣教機構駐地已經成為廢墟,殘留的房屋成為倉庫或者兵營,宣教機構的財產被破壞或沒收,最值錢的印刷廠已經被當地政府使用。宣教士個人的大部分財物也是如此結局,只有少部分存放在英國領事館。(注:英國領事館同時還充當瑞典領事館。)

[181] 兩位宣教士向喀什噶爾政府提出,希望能重新在這裡開展宣教工作,被完全拒絕。不僅如此,那位喀什噶爾地區的行政長官是維吾爾族,已經連任20年了,極端仇視基督教宣教工作。他還在此時誣告兩位宣教士,導致省政府發電報命令莫恩和羅本茨立刻返回迪化。經過兩人的要求,新疆政府主席張治中將軍許可他們從南疆離境,穿越喜馬拉雅山脈進入印度。他們向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總部匯報說:“如果政治形勢不改變,回來是沒有用的,而政治局勢變好的可能性不大。”

面對這樣的現實,感嘆半個世紀的宣教成果被連根拔出,宣教士們實在難以接受這樣的現實。宣教機構的秘書帕耳瑪爾(Palmaer)表達了他們共同的心聲,稱這是“上帝奇怪的安排”。[182] 他們都無法理解,也不明白上帝的計劃和安排,只是痛心疾首地在問:主啊,這是為什麼?

上帝很快就讓他們看到了上帝的答案。就在兩位宣教士離開喀什噶爾之前,1947年春天,他們收到了一封來自陝西省鳳翔縣“西北聖經學院”的信,信封上寫著:“喀什噶爾瑞典宣教機構負責人收”。[183] 信中說:

親愛的朋友們,

我們學院的一些老師和學生已經感受到了主的呼召,並組建了‘遍傳福音團’,目的是將福音傳到東突厥斯坦和中國西部其它地區。經過幾年的禱告和準備,我們發現派出首批宣教士的時候到了。這個夏天(指1946年),已經有兩位年輕弟兄出發了,現在已經到達青海省。我們希望元旦後能夠派出一些年輕的姊妹,預計明年(指1947年)六月有一組人能夠到達喀什噶爾。

可想而知,這封信對此時充滿失望的兩位瑞典宣教士是何等的鼓勵。但是,從此以後,瑞典宣教士們再也沒有聽到這些中國宣教士們的消息。[184]

這樣,基督教在新疆宣教的接力棒,傳遞到了中國漢族教會的手中。